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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內學界，許多人呼吁建立中西合璧的西方古典學①?，F(xiàn)代西方古典學從18世紀末到二戰(zhàn)為第一階段，從二戰(zhàn)到當今是第二階段，但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之上，即19世紀德國古典學。18世紀后半葉的德國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思潮以古希臘為典范，不同于14—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偏重古羅馬的古典主義，為古典學的誕生提供了強大的原動力。它是通達“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本質”的最根本途徑。古典學的基礎與核心是古典語文學(klassischephilologie)，包括古典語言，語法、詞匯、方言、格律等方面，以及文獻學，包括?？薄⒖甲C、作品真贗、創(chuàng)作年代、作者身份等。古典語文學的主體是古典文學。本文研究的對象是古典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傳播與研究情況。這里的文學不僅指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也包括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修昔底德的《歷史》等哲學、歷史著作;還包括文學理論或藝術理論著作，如亞里士多德《詩學》、朗吉努斯《論崇高》等。文學的研究僅指對這些著作從文學的角度進行詩學、美學的闡述、批評及對文學理論本身的研究;不包括政治、歷史、哲學層面的研究，如對柏拉圖《理想國》的倫理、哲學或政治研究不是本文的對象;但對其進行詩學的研究卻一定在本文范圍之內，如王柯平《＜理想國＞的詩學》等。西學東漸的初始階段是沒有文學、歷史、哲學的區(qū)分，隨著研究的深入，專門化了。哲學、歷史方面已頗有成就，如《西方哲學東漸史》［1］、《希臘史研究入門》［2］，只是文學還未有人問津。古典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按照其發(fā)生的機緣與研究范式的嬗變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前，“改良群治”、“營構思想”、“歸化”階段;20世紀50—80年代中后期，社會主義“文治”大業(yè);20世紀90年代后，走向古典學的自覺。前兩個階段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學本身，而是肩負著文以載道的重任。但第一個時期與第二個時期還是有區(qū)別的，第一個階段雖然也有很濃的政治味，但古典文學卻是“新娘”，欣賞和崇拜，爭相譯介，以此為榮;而第二個階段卻完全淪為階級斗爭的工具，成了說教的“老太”，譯介研究的人，也是被安排改造的一些“問題”人。第三個階段，古典文學不再背負歷史興亡的包袱，翻譯、研究都比較客觀，回到了文學自身，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學術成就。三個階段是中國社會本身發(fā)展選擇的結果，也是兩者互動的結果。

一、20世紀50年代前，從包裝推銷到“改良群治”、“營構思想”主動引入

由于古希臘(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古羅馬(公元前753年—475年)與當時中國相距遙遠，中間隔著廣袤的中亞、西亞，在當時境況下，兩國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很小。東漢時，甘英曾到達紅海而返;“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孫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實對”［3］，但其后不知所終。唐時，景教曾傳入中國，武宗時禁而絕。蒙古人對基督教比較寬容，但隨著元朝的滅亡銷聲匿跡。明清基督教士較大規(guī)模來中國傳教，“那個時代在中國的耶穌會士中，有天文學家、數(shù)學家、地理學家、哲學家、畫家、音樂家、水利專家、發(fā)射專家，確實可謂‘群賢畢至’，什么人才皆有。他們能推算日食，能鑄造大炮，能繪制地圖，建渾天儀;用拉丁文寫作讓歐洲人了解中國，又用中文寫作讓中國人了解歐洲。”［4］最早介紹西方文化并具有一定影響的是利瑪竇，他用中文寫了哲學和宗教方面的著作，使中國人認識了經(jīng)院哲學的邏輯，如1603年寫的《天主實義》”，再如艾儒略《西學凡》概述西學各科內容，最多的當然是基督教典籍的翻譯與刊刻發(fā)行。他們把基督教義比附中國傳統(tǒng)哲學，如“理學”、“道”等，以及“細論幾何之學與修齊治平之學”［5］。如:托馬斯《神學大全》，羅明堅《天主圣教實錄》，湯若望《主制群徵》，南懷仁《教要序論》等。以學術的面貌出現(xiàn)，易于為中國士大夫接受，如利瑪竇《幾何學原本》收入了《四庫全書》。“禮儀之爭”后基督教在中國遭到全面禁止，中西剛剛接觸即又隔離。19世紀中后期特別是甲午戰(zhàn)敗，有志之士開始認識到“民有智則有民，民無智則無國，智也者，民所以自主、自由、自立，亦即國之所以自主、自由、自立者也”，“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意欲通過師法域外文學，改造乃至重建中國文學，以此來，重建中國思想文化，并進而征服中國的文化危機。中國人開始主動引介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典文學。古典文學的翻譯始于《伊索寓言》。早在明清時，傳教士們就譯過《伊索寓言》如，利瑪竇、龐迪我、金尼閣等。1840年廣東報出版了傳教士翻譯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888年天津時報館出版了《海國妙喻》，19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林杼和嚴復侄子嚴培南、嚴璩合譯的《希臘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80則，1909年陳春生用官話翻譯《伊朔譯評》，共收200多則。除了寓言，神話、史詩、哲學、歷史等著作大量被譯介。1928年世界書局出版汪倜然的《希臘羅馬神話ABC》，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出版鄧均吾譯《希臘神話》和1930年謝云逸譯的荷馬的《伊利亞特故事》。商務印書館1933年出版張師竹、張東蓀根據(jù)Loeb叢書用文言譯出的《柏拉圖對話集六種》，1934年出版郭斌和、景昌極據(jù)希臘原文譯校的《柏拉圖五大對話集》及傅東華的《奧德修紀》等。由于強烈的功利性，這段時期的翻譯方式主要是意譯和達旨。如汪倜然的《希臘羅馬神話ABC》第十章安德里翁與月神亞諦摩斯戀愛，作者只是大致介紹了劇情，然后自己再做些闡釋:安迭迷恩與亞諦摩斯的戀愛是希臘神話中一個極美麗極含詩意的故事，安迭迷恩是臘德摩斯山上一個牧羊人，長得非常美貌。有一夜，月神亞諦摩斯……安迭迷恩的故事極富于詩意，他好似一個少年詩人。

正如書名，這完全是一種向蒙童講故事的口吻。為了吸引國內讀者，這時譯介都按照傳統(tǒng)的閱讀習慣、審美趣味、道德倫理等對原作的情節(jié)、敘事結構等方面做了嚴重的增刪和改譯。從某一種程度上來說還是比附，不是洋人而是國人主動這么去做，目的是為了通俗化、大眾化，從而達到新民的目的，和前面?zhèn)鹘淌肯啾榷加幸粋€共同的“歸化”模式。當然為了一些異國情調，他們也常常弄些新鮮的名稱，如人名的音譯等，但骨子里，卻被“歸化”了。汪倜然幾乎把希臘羅馬神話裝扮成一部中國傳統(tǒng)的仙人異聞集。其它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也是如此，如謝云逸譯的荷馬的《伊利亞特故事》等。研究基本上是在哲學、歷史范圍內開展的，如1930年世界書局出版朱公振編著的《希臘三哲》，1934年出版嚴群《柏拉圖》等，整個階段成果屈指可數(shù)。因為基于啟蒙和救亡的需要，國人的眼光主要專注于西方(包括日本)近現(xiàn)代的作品，而文學似乎還在嘗鮮階段，還沒來得及回味。但他們在譯介的時候也對這些被翻譯的作品做些闡釋，如汪倜然的《希臘羅馬神話ABC》對故事的闡釋，以及該書例言，前四章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學研究，不過介紹性強，是一種導讀性質。這一時期對古典文學還是很陌生，各種工作剛剛開個頭，在那個年代已經(jīng)實屬不易了。正如李澤厚所說，啟蒙剛剛開始，這種思想的洗禮很快就讓位于民族的救亡運動，“改良群治”、“營構思想”很快就讓位于各項革命斗爭實踐了。

二、20世紀50—90年代前，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文治”大業(yè)

如果說前一個階段主要是為了新民新思想的啟蒙而譯研古典文學，這一階段古典文學譯研則是社會主義“文治”大業(yè)的一部分。1978年前與后雖些微差異，但都完全是用政治觀照文學。建國后，“古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因被視為世界文學的寶貴遺產而得到足夠的重視。20世紀50、60年代翻譯出版的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除少量是民國初期的舊譯外，大部分都是新譯或重新修訂的譯本?！?/p>

周作人(周啟明)因剝奪政治權利而專門從事古典翻譯，產生了一批高質量古希臘經(jīng)典作品漢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出版羅念生、周啟明譯《阿里斯托芬戲劇集》，周作人譯阿里斯托芬《財神》;1955年出版周啟明(周作人)諸人翻譯的《伊索寓言選本》、《伊索寓言》等三種，這是第一本據(jù)希臘文原文譯出的，共收寓言358則;1957年出版楊憲益根據(jù)牛津大學古典叢書(ScriptorumClassicorumBibliothecaOxoniensis)譯出維吉爾《牧歌》。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楊周翰用散文體譯的奧維德的《變形記》(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譯的塞內加詩體五幕悲劇《特洛亞婦女》和傅東華據(jù)英譯本轉譯的荷馬的《伊利亞特》。這是中國第一個《伊利亞特》全譯本(199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楚圖南譯施瓦布的《希臘神話和傳說》，1961年出版羅念生譯埃斯庫羅斯的《埃斯庫羅斯悲劇二種》、《索?？死账贡瘎《N》(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后者)等。與第一個階段根據(jù)市場行情自發(fā)翻譯、出版不同，從選題，翻譯隊伍的建設，翻譯過程、定稿、署名、出版到批評都是階級斗爭事業(yè)的一部分，“均受到文化管理部門全面而強有力的管制?！瓰檎畏粘蔀椴蝗葜靡傻淖罡咴瓌t，……基本上不是個人和藝術行為，而成為集體的行為和國家意志的體現(xiàn)”［8］譯本多有改譯、竄譯、刪譯，每一譯本只有首先進行“病毒”掃描和清除后才能出版。典型事例是周作人(周啟明)的譯作大部分未得到出版。對古典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只是證明，世界人民即使古希臘人民都在和反動派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研究還停留在簡單的敘述階段。牛庸懋長文《略論荷馬及其“伊利亞德”與“奧德賽”》［9］，全文五分之三在介紹荷馬和“伊利亞德”與“奧德賽”的故事。并不是這時期學者水平低而是由于當時的大環(huán)境決定的。這可以說是古希臘羅馬文學研究的初期。1978年后，由于緊繃的政治壓力解除，一些老一輩翻譯家再續(xù)前緣，翻譯出版古典作品，如陳康、嚴群、羅念生、水建馥、楊憲益、楊周翰、繆靈珠等。研究方面，1980年代初由孫席珍、蔣炳賢、郭智石根據(jù)美國芝加哥大學1957年版，翻譯出英國默雷的《古希臘文學史》;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魯剛、鄭述譜的《希臘羅馬神話詞典》;1985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羅念生的《論古希臘戲劇》，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羅念生編譯的《古希臘羅馬散文選》;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陳洪文、水建馥的《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研究》等。對三大悲劇家和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的經(jīng)典作品做了較為充分的批評闡釋，但除此之外的許多優(yōu)秀戲劇家和作品，都未涉及。研究“雖然不是從純政治的視角觀照文學，但旨在強調讀者的任務就是準確理解并完全贊同作者在作品中的意圖，通過取代和剝奪讀者參與文本的機會和話語權，以實現(xiàn)作者對讀者控制和壟斷性制約的目的?！保?0］文學雖不是階級斗爭的描繪，但仍是沉淀在作者腦海中社會文化的無意識反映，文學成為社會存在的反映和摩寫，文學的研究任務在于揭示這種掩蓋在文學形式下的深層文化，使被文學形式遮蔽的形而上的“規(guī)律”，“底本”、“歷史”、“文化”、“思想”或者說“理式”顯現(xiàn)，文學研究的過程完全成了“底本”的解蔽過程。如肖作銘的《柏拉圖以前古希臘的文藝思想初探》:“本文試圖對此進行粗略的敘述和評價，力求得出與史實相近的結論?！逗神R史詩》主要反映了從原始公社向奴隸制過渡的‘荷馬時代’的社會生活”，［11］可見一斑。文學研究往往歷史化，把文學的想象和構思現(xiàn)實化，文學的研究成了現(xiàn)實社會的索引或圖示。如果說1950年前的翻譯和研究有個共同的目的———啟蒙，但方法上卻沒有統(tǒng)一模式和要求，完全自由選擇。而1950年以來的翻譯和研究則基本上是“延安派”，受馬列主義指導，其基本觀點都是意識對存在的反映，社會運動方式及其觀念反映和論述歷史的運動規(guī)律。

三、20世紀90年代，古典文學翻譯與研究回歸古典學

前兩個階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學的研究，特別是第二個階段，完全是政治的注腳，是被政治統(tǒng)攝下的另一種政治敘事而已。因此根本談不上古典學的研究。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文學研究者建構起來了一整套新的知識譜系，‘啟蒙’、‘現(xiàn)代化’、‘民族國家’、‘主體性’等全新的關鍵詞成了解讀一切文本的萬能鑰匙?！N涵著一種對人的多樣性、可能性及豐富情感的訴求?！薄耙恍┲匾乃枷敫拍?，比如自我、個人、人性、性、無意識、自由、愛等等，在敘述文學在這個世界的境遇時，也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現(xiàn)代價值的選擇可能?！保?2］把讀者從作者的專制下解放出來，讀者的接受和闡述成了作品意義和價值的生產者。文學及其研究彰顯人性。古典文學的存在價值完全由于其“人性”、“主體性”、“自由”的存在，成為鞭撻形而上“專制”和獨裁的主力，古典文學又充當了一次“文藝復興”的旗幟。關鍵是這時古典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不再屈從于一種目的、方法;翻譯和研究基本上可以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而不必因為某種價值需求而遭閹割，變異。翻譯上中生代承前啟后，功不可沒，如王煥生、王太慶、汪子嵩、徐松巖、王以鋳、崔妙因等文學、哲學、歷史著作翻譯名家;隊伍空前壯大，如陳中梅、劉小楓、王曉朝、吳雅玲、石敏敏、程志敏、李永毅等新人輩出。譯作出現(xiàn)了規(guī)?；?，如苗力田先生的《亞里士多德全集》(1990—1997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读_念生全集》(全集里還收錄了非希臘文學)、《柏拉圖全集》、《西塞羅全集》(只出了3卷)、《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和《兩希經(jīng)典文明譯叢》、《日知古典》、《西方正典》等大型叢書?；旧隙际歉鶕?jù)古希臘、古羅馬原文翻譯，轉譯的不多。還有就是出現(xiàn)重譯現(xiàn)象，由于原來的翻譯受各種因素影響，存在大量的矯譯、刪節(jié)等，許多人重新翻譯經(jīng)典，同一著作出現(xiàn)多個譯本，如陳中梅據(jù)古希臘原文用詩體翻譯荷馬的《伊利亞特》(廣東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199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重版)。羅念生、王煥生據(jù)勒伯古典叢書(TheLoebClassicalLibrary)穆雷?？钡暮神R的《伊利亞特》古希臘文，采用六音步譯出，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

古典學書籍多個出版社一版再版，原來沒能夠出版的書籍也得到了出版，如1999年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苦雨齋譯叢》收集有周作人翻譯的古希臘文學作品如阿波羅多洛斯的《希臘神話》、阿里斯托芬的《財神》，可見社會對古典文學的需求和重視。研究上有呂新雨的《神話•悲劇•＜詩學＞:對古希臘詩學傳統(tǒng)的重新認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王煥生的《古羅馬文藝批評史綱》(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年版)、陳中梅的《柏拉圖詩學與藝術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等，這些翻譯和研究都突出人性主題。但和第一個時期一樣“由于沒有高瞻遠矚及詳備統(tǒng)一的規(guī)劃和組織協(xié)調，對西方經(jīng)典漢譯名稱的一致性在學術研究方面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缺乏全盤觀念，譯者各自為陣，造成了漢譯西方經(jīng)典目錄上的里白、斷層和錯層，同一作品的漢譯名稱差異頗大。這些對經(jīng)典翻譯和外國文學研究十分不利?！保?3］翻譯的國外研究叢書也大量出現(xiàn)，如2007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出版了徐向東、陸萌翻譯的努斯鮑姆研究成果《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和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2008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劉魁立主編的《學術文庫/民間文化新經(jīng)典譯叢》其中收錄了納吉、巴莫曲布嫫的成果《荷馬諸問題》等。這些翻譯過來的研究成果，成為國內研究者重要的參考資料，給予了重要的啟迪，讓國內學者了解國際古典文學的研究狀況。研究同樣今非昔比，對詩的研究，有北京大學2005、2008年分別出版的王柯平的《＜理想國＞的詩學研究》、陳中梅的《言詩》等;專注于神話的，如20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王以欣的《神話與歷史:古希臘英雄故事的歷史和文化內涵》;悲喜劇研究的成果最豐富，如2006年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的王麒、子飄的《愛情不能承受之重:古希臘神話悲劇之另類解讀》等;需要特別一提的是劉小楓與陳少明等主編的經(jīng)典與解釋叢書，如華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索福克勒斯與雅典啟蒙》和2008年出版的《埃斯庫羅斯的神義論》等等，大有囊括經(jīng)典的氣魄，從政治、哲學、神學切入，拓寬了解釋的深度與廣度，開辟了新的視角，具有很強的代表性。陳中梅、劉小楓等人從翻譯到箋釋，這其實是與西方學者站到了同一個水平線上，終于擺脫了依靠他人的材料來進行研究的狀況，這也是歷代積累與努力的結果。在對經(jīng)典的譯、注、校、闡述中，他們試圖還原歷史情境，還原古希臘羅馬文學的本原，同時他們依據(jù)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對古希臘羅馬文學的研究做出新的闡釋，重建了古希臘羅馬文學的美學體系，使古典文學的研究回歸到古典學。至此中國的西方古典文學已和國際研究水平接軌，這種水平的提高是一代代努力、積累的結果，是社會文化發(fā)展的內在機制的需要，結束了中國人簡單學習西方化的時代，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已具備了建立西方古典學的一定條件。

古典文學從比附中國儒道文化想進入和主動引入，到社會主義“文治”大業(yè)一部分被馬列主義政治觀照和統(tǒng)攝，再回歸古典學研究的自覺，這一過程影映出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歷程，也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內在需要選擇的結果，是“異者”期待與社會互動的結果，同時也是古典學在異質文明生根發(fā)芽的必然歷程。從這一發(fā)展歷程來看，也到了該建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時刻了。